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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较量无声》看中美关系的嬗变

2013-11-13 18:44:38    来源   

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到“真敌人”

回顾历史,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冷战的结束,彻底终结了中美两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蜜月期。八十年代期间,中国参与抑制苏联在阿富汗等国的军事扩张,在事实上(虽然碍于意识形态和面子没有明说)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最大的敌人苏联,中国就没有原先的战略价值可以利用了。加之天安门事件使中美关系破裂,后来即便有修补,但是在事实上再也没有恢复到80年代时“军事同盟”的关系。 
然而,八年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访美,亦即天安门事件后中美两国首次首脑级会晤,似乎又成为两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自此,在中国政界、媒体和学术界,美国被贴上了“合作伙伴”的标签,甚至在两国关系最好的时候被冠以“建设性战略伙伴”等头衔。如果一个西方媒体研究者对1997年以后的中国主要官方报纸、学术期刊做一个定量的内容分析,统计褒义词(“建设”、“伙伴”、“战略”等)的出现频率和比例,那么他很可能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这十多年的中美关系正处于所谓“历史上最好时期”(这样的表述不仅曾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的原话,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中)。 
当然人们不该忘记那些年中美之间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99年美国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误炸”以及2001年4月的南中国海撞机事件。它们使两国关系几乎降至冰点。然而最富戏剧性的是,五个月后,转机到来。借用国内分析人士的话说,是本拉登一声炮响,解救了这对行将“二次离异”的苦难夫妻,并为中国送来了难得的十年“战略机遇期”。此后,美国专注于反恐战争和中东事务,中国默示支持;作为回报,中国的和平发展得以延续,且不必担心遭到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锁定遏制。回顾这段历史,套用傅高义(Ezra F. Vogel)一本书的书名来总结,那就是中美关系“充满变数”(The Age of Uncertainty)。而我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波动不定,但中国官方非常偏向于“拔高”两国关系,美国一些政治家也释放这样的言论。这种宣传论调和实际情况间的巨大差异,该如何理解? 
事实上,很早就有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早在2005年,南开大学的张睿壮教授就在港媒撰文质疑“中美关系历史最好”的提法。此后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更在一篇英文长文中将中美关系的实质界定为“假朋友”(Superficial Friendship),并指出正是它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不稳定。他认为,当前两国都用假友谊掩盖利益矛盾,以求暂时改善双边关系,但两国利益矛盾毕竟远大于共同利益,故此冲突不时地从假友谊的外衣下跳出来,于是形成双边关系时好时坏的特征。 
如果阎教授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不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十多年前小布什总统公开将中国界定为“战略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时,北京极为不满,而到了今天,北京却主动公开承认这种竞争甚至敌对关系?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需要“假朋友”的面具? 

北京对美态度为何转变?
 
对于北京的新姿态,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左派们显然倍感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而自由派以及部分西方观察者,或许会忧心忡忡地将其归结为随着物质力量及民族主义增长,中国日益展现出的自负与独断(assertiveness),更有甚者将此看作古老的东方阴谋“韬光养晦”运作的必然结果——“图穷匕见”。这些极端的思考方式显然无助于人们探求变化的本质。阎教授在他那篇文章中主张,若想使中美关系更稳定,就需要双边同时抛弃“假朋友”思维,实事求是地承认互为战略竞争者,如此方能降低因报复过度而导致冲突升级的危险,同时增强相互威慑的战略可信性,从而为开展预防性合作奠定基础。 
当然,北京方面默许《较量无声》,是否真如阎学通所论,现在似乎还言之过早。受“主体间建构理论(inter-subjectivity)”的启发,我更倾向于将这一“鹰派转向”看成中国一项自我防卫的应激反应,是一种自信与失望(甚至‘绝望’)的混合体。 
影片指出了中美间“无声较量”的两大主战场,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制度竞争。它以无比自信的口吻宣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中国的发展优势,加之危机后美国实力衰落,中国已在第一个战场胜出;而在制度战场,中美间的较量还在进行中,胜负未分,历史尚未终结。 
但后者恰恰是中国目前的弱点。在国际上,中国的话语权远逊美国;在国内,中共和政府的权威正受到日益增长的维权运动、群体抗争、自媒体时代的异见表达以及官员腐败的侵蚀。按照影片中的说法,以上都是西方势力阴谋渗透导致的结果。 
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历史视界,回顾共和国60年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攻经(济)守”到“经攻政守”的转换。前三十年,中国在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同时在国际上与苏联分工,作为“东方革命的领导者”对外输出革命,倾全力支持朝鲜、越南等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民斗争。这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强势革命话语笼罩下的毛泽东时代,北京无论在国内外如何“折腾”,都从来无需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担忧。最好的例证莫过于晚年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居然下令将那份言辞露骨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下发全党,并号召全国公开研讨、批判,可见其对党的道路、理论、制度以及自身卡里斯马式(charisma)权威是何等的自信。 
而自邓小平时代以降,中国专心发展,在物质层面取得丰硕成果,得以在经济战场采取攻势,并不断拉近与美国的差距。可是在政治层面,放弃阶级斗争尽管是改革的必要前提,但对一个将自身合法性建立在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党而言,这无疑使其失去了一面旗帜,在国内宣传上也难以如从前般理直气壮,且随时有被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斥责为修正主义的危险(上世纪八十年代朝鲜的确就是这样批判中国的)。以对外开放取代革命输出,虽然使中国成功引进了外资和技术,却同时在对美意识形态斗争中丢掉了一把“刀”(“刀”是毛泽东有关“主义”的著名隐喻),在快餐、美剧、好莱坞大片及其挟带的美国价值观的冲击下,被迫处于守势。于是,执政党只能试图从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来源,并适当淡化阶级色彩,比如主张党应“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排他地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比如工人)。这种淡化阶级斗争的努力在国际层面上就体现为广交朋友而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拥抱全球化。 
哈佛大学中国研究权威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曾长期观察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并肯定了中国外交在事实上所表现出的“现状偏好”(而非革命、挑战),以及对国际组织、规则愈加积极的参与和融入。如果明确这一点,人们就绝不会以为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上提出的“One World One Dream”只是一句宣传口号。 
然而遗憾的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到格鲁吉亚的玫瑰花,从吉尔吉斯的郁金香再到席卷中东的“推特潮”(Twitter Overthrow),一系列在北京看来如项庄舞剑般的打击令其意识到,世界虽然只有一个,梦想却有许多。这种失望的情绪正在朝野蔓延,失望透顶就是“绝望”。这在《较量无声》中十多位受访高级将领及外交智囊的话语中清晰地流露出来——他们反复强调、告诫观众,必须杜绝任何对美国善意与所谓中美真诚友谊、永久和平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奢望。
 
中国会转向霸权主义吗?
 
最后,或许也是西方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该片是否暗示着中国又将回到毛时代的咄咄逼人与争强好斗?从目前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中国的确很强硬、很鹰派,但是并无侵略性,更与争霸、扩张无关。如前文分析,这种转变本质上是一种失望情绪的反映,是防御性的反弹,所以中国威胁论者们恐怕很难从中搜寻到有用的论据。 
该片最后总结道:“我们必须清醒看到,风险和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大量来自内部。较量的输赢不仅在于警惕对手,更关键在于巩固自己。”结合新领导集体正大力推行的整党、整军、整风运动,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更多的还是指国内事务,而非国际。 
因此,西方观察者不妨将影片视为一个礼貌而聪明的警告。说“聪明”是因为它并非由官方媒体播放,而是效仿片中所说的美国网络“渗透”,通过视频网络、社交媒体进行散播,从而给北京在日后的外交上留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它与习近平主席在和奥巴马总统会晤时说出的那句中国俗语可谓异曲同工——“兔子急了也踹鹰”——暗示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把中国逼太急。如此严正的警告,习主席却能以如此轻松、幽默的方式透出,固然是其外交风度与人文修养的体现;但如果华盛顿的外交圈也只把它当作一句玩笑话而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回应,那恐怕就是其专业素养的问题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王鹏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该校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邮箱为wangfucius102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