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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借贷乱 诉讼套路深

2018-03-27 11:41:14    来源:环球评报网   

2018年3月,网络流传一些有关广东惠州张远锋涉足高利贷、套路贷的帖子,记者查找涉案人物的相关信息,发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有关张远锋等人的诉讼达到90多件,仅仅在广东省惠州市城区法院水口法院,从2006年至2017年一审判决的有关张远锋及其弟弟、妻子、关联公司信贷纠纷的案件,也已经达到四五十件,张远锋一方几乎全部胜诉,无一败诉,且判决基本都支持了其诉讼标的。从惠州市、广东省直到最高法院,除了一些程序性的裁定书,基本都支持张远锋的诉讼请求,判决对方偿还其欠款。可以说,在法庭上,张远锋鲜有败绩,无往而不胜。

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12月开始二审审理的涉及张远锋等人的借贷纠纷案件中,仅仅与广东大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隆集团”)、李坤等人的诉讼就有七件,于同一天开庭审理。有的案件原告虽不是张远锋,但是张远锋的弟弟张新锋,或妻子刘梅珍,以及下属关联企业。但张新锋、刘梅珍从未在法庭出现,张远锋则全部出庭,或以原告身份,或以原告代理人身份。在法庭上,张远锋侃侃而谈,表现出对此类诉讼的娴熟应对,他的发言时间远远超过了代理律师。

这七件诉讼,一审都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远锋等人全部胜诉,法院均支持其诉讼请求。七份判决书的内容高度相似,很多表述趋于一致。在大隆集团及其董事长李坤看来,这七件诉讼是同一件事,即大隆集团及李坤曾向张远锋借高利贷。七件诉讼缘起于七笔借款中,这七笔借款中,有四笔是真实的,其他三笔是张远锋逼迫李坤虚构的高利贷“息转债”协议。但张远锋在庭审中对李坤的说法均予否认。

是高利贷还是正常借贷?

惠州中院一审作出的七份判决书中,均有如下表述:“案外人林某某与张远锋的谈话录音资料……双方谈及的是如何解决张远锋与大隆集团公司、李坤等的借款债务问题,即便谈话中张远锋承认其存在发放高利贷和编造收据、借条的行为,但录音对话中张远锋所作陈述涉及的均系李坤归还于本案借款无关的其他款项的内容,其中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金额能与本案借款事实相匹配,完全不足以证明对方所述的‘虚构债务’的事实,故该录音资料并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

法院判决书虽有张远锋“承认其存在发放高利贷和编造收据、借条的行为”的表述,但到底是高利贷还是正常借贷,只言片语还难以断定。大隆集团董事长李坤,回忆其向张远锋借贷的过程,则一口咬定了张远锋就是在发放“高利贷”,自己中了张的“套路”,一步步落入了张精心设计的陷阱。

据李坤回忆,2012年10月,大隆集团以7.5亿元竞拍下荣灿置业建设工程项目后,资金压力就比较大,资金链有断裂的危险。2013年5月,李坤的办公室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说是可以借钱给他,这个人就是张远锋。但张要求支付的利息是四分五,在李坤看来高得离谱,于是李坤毫不客气地将张赶了出去。几天之后,张又来了,还是要借钱给他,李坤再次将他赶走。出门时张不高兴地说,找上门来借钱给你,还往外赶我。等张第三次来,大隆集团的资金链断链危险更加严重,李坤终于动心了,而此时,张要求的利息已经降到了三分五。

2013年6月18日,大隆集团与张远锋签订了第一份借款协议,借款2000万,利息二分五。而李坤称,实际利息是三分五,多出来的这一分,没有任何文字约定,属于双方口头协议,张远锋则在庭审中对此予以否认。同日,张远锋向大隆集团汇款1900万元,少汇的100万元,李坤称之为“砍头息”,张远锋则在庭审中未作解释。也是在同日,大隆集团向李坤个人账户汇款110万元,李坤个人账户再将这笔钱汇至张远锋的弟弟张新锋的个人账户。李坤解释说,将这110万元汇至张远锋弟弟张新锋个人账户,是张远锋要求的,因大隆集团的公司账户无法直接向个人账户汇款,就只好先汇至李坤个人账户,再由李坤账户汇至张新锋个人账户。两笔钱加起来,就是3个月的利息210万元,都算“砍头息”。2000万元按三分五的利息,就是一个月70万,必须先付三个月的,正好210万。

李坤原以为,有了这2000万就够花了,等银行贷款下来,就可以把这2000万高利贷还上。没想到虽然事先与银行签好了贷款协议,银行却临时变卦,拒绝即使发放贷款,资金缺口越来越大。9月17日,与张远锋的借款时间过了三个月,大隆集团会计郑丽华又通过个人账户向张新锋个人账户汇款210万元,即随后三个月的利息。

到了10月29日,大隆集团又与张远锋签订了借款5000万元的协议。李坤回忆说,此时利息已经涨到了四分五,而协议中的利息仍是二分五,另外二分利息也是双方口头协议。“砍头息”的收取,除了张远锋付款时就砍掉120万元,还要求大隆集团向惠州市景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信公司”)汇款550万元。而张远锋则坚持认为这笔借款的利息就是二分五,大龙集团还给景信公司的款项,与他无关。

此后,大隆集团还在2014年7月1日向张远锋借款1500万元,李坤说此时利息已经涨到了五分,但协议上写的是二分五,张远锋依然要求大隆集团将利息汇至景信公司及弟弟张新锋的账户。7月18日,大隆集团又以武汉大隆公司的名义与张远锋签订借款2000万元的协议。

李坤回忆,从始至终,大隆集团与张远锋、张新锋及其指定企业签订的所有协议,都由张远锋一方全部收执,李坤这一方连一片纸都没有。张远锋的理由是,我借的是高利贷,法律不保护,所以协议你不能拿,否则我就不借给你了。为了能借到钱,李坤只能委曲求全,什么都答应。

收据和借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高利贷利息一旦到期,张远锋就与大隆集团签订补充协议,将借款展期归还。李坤说,大隆公司的还息方式,都是根据张远锋的要求,汇款至其弟弟张新锋、其控制的景信公司账户,从来不会汇回到张远锋的账户。而在2014年7月16日,张远锋提出了新的还息方式,那就是提取现金直接给他。7月16日提取的现金是45万元,7月18日是270万元,7月25日是250万元,7月30日是45万元……这样的现金还款方式后来成了家常便饭,少则10万,多则2000万。这些现金全都是在中国建设银行惠州市文昌路支行储蓄所取出。

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坤从手机上展示出几张图片,表示是张远锋要求他签字的“收据”。在提取现金的时候,张远锋会拿出一张“收据”,要求李坤及大隆集团员工配合签字,如一条收据内容是:“郑丽华代李坤偿还2011年10月至11月份借款五笔合共本息人民币210万元,此款于2014年3月14日由郑丽华账户转账汇入张新锋工行账户,五张借条原件已经交还李坤。”而要求郑丽华在收据上签署“确认由本人代李坤偿还借款210万元”的字样,李坤签署“五份原件已收回”的字样,并都署名。

李坤掐指算了半天,称类似的假收据有几十张,一部分由大隆集团拍照了,但原件都在张远锋手中,后来在庭审中,张远锋向法庭提交了几张作为证据。当时张远锋要求他配合制作这样的假收据,他无法拒绝,因为拒绝了张远锋就不借款给他了。张远锋提这种要求时都会说,高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必须写这样的收据,利息才能收得放心。

当时,李坤正在运作让大隆集团的子公司武汉大隆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一旦上市成功,显然就有钱还张远锋的高利贷了。而张远锋经常威胁,如果不配合,就要到法院起诉他归还借款,法院一查封资产,武汉大隆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显然就无法上市了。当时李坤的心思都在上市这件事上,觉得这是大隆集团转危为安的捷径,所以很担心张远锋翻脸真的让法院查封资产,让上市泡汤,只好处处配合张远锋,他让怎么做就这么做,让怎么造假就这么造假。——这是李坤的说法。

张远锋在庭审中提交的收据,他当然主张都是真实的,称这些收据记录的都是在2008年到2011年李坤归还给张新锋、刘梅珍以及关联公司的欠款。这些收据应该都与他本人无关,但收据上很多字迹,都是他本人亲自写的。庭审中他表示,他代别人在收据上写一些字,也不违法。

李坤辩解,他是2013年才认识张远锋的,与张远锋的弟弟张新锋、妻子刘梅珍,从来没有打过交道,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见过面,怎么可能2011年甚至更早2008年就向张新锋、刘梅珍等人借款?所谓“借条已经收回”,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借条,何谈收回?

在向法院提交的那份录音资料中,也有张远锋谈及他与大隆集团、李坤之间有关收据和借条的一些表述,大意是,张远锋说,因为有了这些收据,李坤等人想打赢官司根本不可能,李坤的律师说能赢,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些收据,看到这些收据,就知道肯定赢不了了,这些所谓归还的利息都被消化掉了。张远锋说,最高法院他都去打过,从来都是赢的。

在录音谈话中,张远锋并没有指出可以具体对应某一个案件的某一张借条,法院也无法根据这些录音谈话来判断什么。关于收据的真假,张远锋在录音谈话中和在庭审时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息转债协议是否真实,巨额现金是如何取出的?
 

2015年4月24日,大隆集团与张远锋的妻子刘梅珍签署了借款协议,借款2000万元。李坤称,这份借款协议其实是虚假的,是张远锋要求其签署的“息转债”协议。但4月24日、4月27日,刘梅珍账户确实向李坤共汇款2000万元。只是,4月24日,通过李坤及大隆集团4位员工的账户,提取现金1001.68万元交给了张远锋。4月27日,通过两位员工的账户提取现金1000万元交给了张远锋。

李坤说,这两次,张远锋都制作了收据,要求李坤及员工配合签字,李坤等人也对收据进行了拍照。在李坤看来,张远锋为了把“息转债”协议伪造成借款协议,故意通过妻子的账户汇款2000万元给他,然后又让他配合提起现金将2000万元还给他,还制作“收据”,为将来打官司做好了准备。果然,后来的七件诉讼,(2016)粤13民初277号诉讼,就是由这份“息转债”协议提起的,在李坤等人看来,这是完完全全的虚假诉讼,这笔2000万元借款是不存在的,是高利贷利息转化而来的。

惠州中院的一审判决,认定这份借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大隆集团虽有提取现金交给张远锋的行为,且有录像为证,但与这份借款协议之间难以形成因果关系,法院难以认定。
此后的2015年6月9日,张新锋又与大隆集团签订了一份借款6800万元的协议,而李坤认为,张远锋后来只给了他1895.39万元,其他4904.61万元也是“息转债”。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是,李坤想再借2000万元,张远锋想将5000万元“息转债”,后来就定了6800万元。张远锋在去掉“砍头息”后,实际就会给他1895.39万元。
李坤回忆,在2015年6月9日、10日这两天,张远锋利用张新锋账户每天汇2000万元给李坤等人,然后又要求李坤等人配合他,每天从银行提取2000万现金归还给他。6月15日汇1000万元、1800万元,然后又要求配合提现给他。这样,张远锋又将“息转债”协议做成了借款协议。
问题是,一家银行储蓄所往往每天只有一两百万的现金储备,即使几十万的现金提起,还要求客户提起预约才能实现,动辄1000万、2000万的现金提现,银行怎么做得到呢?

李坤告诉记者,这对张远锋不是难题。张远锋曾告诉他,家里平时就有几千万的现金储备着,还配有运钞车。每次,都是张远锋告诉李坤,今天可以去提取现金了,去了之后,果然1000万、2000万现金都可以顺利提取出来,交给张远锋。张远锋收到现金后,从来不打收条,还要求李坤等人配合他做假收据。所有的现金都是从张远锋指定的同一家储蓄所提取出来的,即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惠州市文昌路支行储蓄所。

在一审时,大隆集团向法院申请调取银行监控录像,法院经过调取,确实有银行监控录像显示大额现金被提取,在柜台另一边收取现金的正是张远锋本人。银行监控录像被调取后,文昌路支行储蓄所的负责人没过几天就辞职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查封是否超额和有选择性?
 

2015年8月10日,大隆集团、李坤与张远锋弟弟张新锋签订了借款协议,合同标的1100万元。当日,张新锋账户向李坤汇款600万元,稍后,郑丽华等大隆集团员工从李坤账户提取现金600万元,交给张远锋。8月11日,张新锋账户向李坤汇款500万元,同日,郑丽华等大隆集团员工从李坤账户提取500万元现金,交给张远锋。

在李坤看来,这是又一次的“息转债”协议,但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仅仅两天后的8月13日,张远锋等将大隆集团、李坤及有担保关系的十多家企业或个人起诉至惠州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随即查封了大隆集团关涉的三四十亿的资产。

李坤得知资产被查封是在几天后,资产查封的当天,他一无所知。之前,张远锋提出以大隆集团在荣灿中心的股份抵债,遭到了李坤的拒绝。李坤认为,荣灿中心当初拍卖下来就花了7个亿,大隆集团又投资了两个多亿,已经是近10亿的资产,而自己向张远锋借的本金其实只有8000万,虽然大隆集团在荣灿中心的股份只有2.5亿左右,但怎么可能用它去还仅仅8000万的债务?

张远锋说,如果不同意,就要起诉查封他,李坤也没当回事。张远锋经常说要起诉查封他,李坤已经听得习以为常,没想到张远锋这次要来真的。更没有想到,查封的资产会有这么多,几乎是大隆集团可以关涉到的所有资产。看来,张远锋对大隆集团的资产调查得相当详细,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当时李坤一心在运作香港上市的事,距离交资料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可以说,功败垂成。张远锋选择在李坤即将完成上市之前启动起诉、申请查封程序,时机的选择,应该是很有讲究的。一旦让李坤运作上市成功,李坤就会有钱还他,他就无法再让法院查封住大隆集团的资产了。

张远锋等人起诉到法院的7个案件,总标的是4亿多元,但法院查封的资产近40亿元。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要对查封标的物价值在查封前作评估,给了法院极大的裁量权。对于十几名被告“超额查封”的主张,法院的回应是,这些资产并非都是大隆集团的,大隆集团只有部分股权,有的资产之前已经被抵押或有其他处置,执行有难度,法院必须查封到将来可以执行标的的足额资产。

由于最后一次协议距离查封只有两天,这笔1100万的借款显然未到还款期,加之发现张远锋一方存在以同一块地作抵押申请多笔诉前保全的问题,荣灿中心在查封后被解封过一个月。之后,张远锋一方解决了以同一块地作抵押申请多笔诉前保全的问题,荣灿中心再次被查封。

按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事实诉讼保全前,既要查封债务人的资产,也要查封申请的担保物。但在查封裁定的执行环节,法院向房地产管理部门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往往只通知查封债务的财产,而不通知查封担保物。这样,就出现了“选择性”查封。在张远锋提起的几十起诉讼中,此类“选择性”查封普遍存在,因此出现了他和下属关联公司以同一担保物在多起诉讼中申请查封多处财产的情况。由于张远锋在这类案件中都是债主,不存在败诉的可能,所以即使有超额查封、虚假担保、重复担保的问题,也不会出事。

专家说法,庭审暴露出哪些法律问题?
 

2018年2月1日,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纪格非、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华等人,对这七起诉讼进行了研讨,发现在这7起诉讼的一审过程和二审的第一次开庭中,庭审暴露出的问题不少,人民法院难以自圆其说。

其一,由于一个系统的借贷过程被人为拆分为7个诉讼,单看哪一个诉讼,判决似乎都找不出问题,但7个诉讼合在一起,互相之间难以逻辑周圆。

张远锋借款从来是自己的账户,要求还款和支付利息时从来都不会指定自己的账户,而是弟弟、夫人、关联企业的账户。在大隆集团看来,由于是向张远锋借钱,在还款和支付利息的时候,只能将钱打到张远锋指定的账户,没有别的选择,无论钱打到哪个账户上,都是在向张远锋还款。而现在的诉讼和判决中,法院都认定大隆集团还的不是张远锋的借款和利息,否认其关联性,认为大隆集团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还款和支付利息,还的别的账户上的钱和利息,都可以“另行起诉”。明明是一件事,现在被说成七件事,明明是还款,只因为对方指定的账户不同,就全都不算。

其二,因为是借款,所以大隆集团不得不接受张远锋提出的种种不合理的主张和做法,包括借款协议中的不合理条款,包括要求配合转账、提取现金、配合写假收据、签订虚假的“息转债”协议。已经有不少证据证明了这些行为不是大隆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胁迫进行的,但法院对这些证据都没有采信。

大隆集团要求法院提取银行监控录像来证实存在着提取大额现金给张远锋的行为,经法院向银行调取,监控录像中果然出现了张远锋收取现金的镜头。但庭审中没有允许播放相关的录音录像,对于这些证据所反映的问题,法院的判决没有体现。

其三,庭审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比较混乱,张远锋一方存在着的大量举证责任被转嫁给大隆集团一方承担。

大隆集团提交给法院29张“收据”图片,记载自2008年开始到2012年,张远锋向李坤出借272笔金额,每笔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都是通过现金交付。在录音证据中,张远锋提及这些收据都是不真实的,虚构的数额不止七八千万,原件都在他那里。在庭审中,张远锋一方应该有义务继续举证证明这些收据所记载的借款本息的真实性,但法院不要求张远锋承担继续举证义务,却以大隆集团举证不能为由,直接认定了收据的真实性和借款的真实性。

珠三角地区高利贷、套路贷等借贷泛滥的现象由来已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12年就个别案件的裁判问题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则称,被告人何伟光张勇全等人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此类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其它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尚未明确规定,故对何伟光、张勇泉等人的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批复,虽然只是个案裁判指示,但客观上具有示范作用,从此形成了高利贷不入刑的概念。而高利贷发展到“套路贷”,以出借资金为诱饵和利用卖方优势设置不公平合同条款的特征未变,但具有以下区别:高利贷只以谋求超额利息为目的,套路贷则以谋求不动产权为目的;高利贷常以暴力胁迫为手段实现债权,套路贷却能够使用查封、起诉、执行等合法手段实现债权,需要国家公权尤其是司法机关的介入和配合,扰乱的已不再仅仅是金融市场,还包括整个社会秩序。

张远锋等人的行为,是正常借贷还是高利贷、套路贷,还需要司法机关进一步查清、查实或证伪,而从庭审中反映出来的事实:一看就有些不太真实的大量收据,动辄千万的巨额现金提取,同样轨迹的转账汇款路径……确实令人疑窦丛生。

记者:李蒙
编辑:张梓轩